1976年福建省德化县在重点发掘盖德碗坪仑宋代窑址和屈斗宫宋元时代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外销瓷，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而特制的产品——军持。这种产品在德化县古瓷窑址普查中，在后坑垄、后垄仔等窑址内也有发现。

　　我们曾在《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和《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外销瓷器》的文章中对德化窑外销的军持作了简要的介绍，并提到出土的军持标本“有的与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所介绍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陈列的相同，有的与在东爪哇出土的一样，在菲律宾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民都洛的加莱拉港等遗址也有发现”。《福建德化屈斗宫窑址发掘简报》和《福建省德化县碗坪仑宋瓷窑址发掘简报》也分别有所提及。

　　“军持”产品在德化县宋元窑址中的大量发现，为研究军持的生产和外销历史、东南亚各国人民宋元时期的民间习俗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二)

　　盖德碗坪仑宋窑重点发掘时，军持共出土了八件，其中一件完整，有莲瓣、水纹、凸弦纹等，个别器物作牙黄釉，下腹内外露胎，胎接成型，口径7.5-8.2，底径6.8-7，腹径13.6-14.4厘米。在屈斗宫宋元时代窑址的发掘中，也出土了209件完、残军持。这种军持，“有流无把、喇叭口；细颈、折腰、矮平底、饰卷草纹”，“它是采用分段制作而后胎接而成的”。德化县文化馆又在盖德碗坪仑窑址采集了五件完整，四件残缺的产品，喇叭口、长颈、平底、流附在肩腹之间，长而高。胎细坚，青白釉，底部及内腹壁无釉。其中三件颈部有两道凸弦纹，上腹壁印一层或二层复莲瓣纹，下腹壁印仰莲瓣纹。二件造型同上，青白釉，底部无釉，上腹壁印盘龙纹，下腹壁印云纹。这种模印盘龙纹，从其装饰特点看，龙颈瘦长，具有元时作风，似是元代外销瓷器。另二件上部印有云纹，下部印有直道纹。残缺的几件，其中二件上半部印复莲纹，口径7.5，腹径13.3厘米。其造型、釉色与碗坪仑窑址采集的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时期的外销瓷产品。以后，军持器物在屈斗宫窑和碗坪仑窑又陆续有所发现，现选择采集的标本，分为十三式，作简要介绍：

　　Ⅰ式：本式军持共发现六件(完和缺)喇叭口、细颈、鼓腹、平底、有流无把、上腹饰复莲瓣纹，下腹饰仰莲瓣纹，釉呈青灰色。胎灰、质细而坚。

　　Ⅱ式：花瓶式，造型优美，大方。喇叭口，长颈鼓腹，流长而高。胎白细，影青釉。近底和底部露胎，内部亦露胎，颈部有两道凹弦纹，上腹部为双层复叶芭蕉纹，下部为莲瓣座。假圈足。造法为颈、身、座、流四次连接法。碗坪仑窑采集。

　　Ⅲ式：本式军持在碗坪仑窑发现有三十四件(包括完、缺)，为军持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喇叭口、细颈、鼓腹、平底、有流无把、上腹饰水波纹，下腹饰直道纹，釉呈青灰色，胎灰、质细而坚。有的底部阳印“月、日”，露眙。

　　Ⅳ式：喇叭口，细颈平底，有流无把，上部饰两条龙，下部饰云气纹，青白釉。

　　Ⅴ式：喇叭口，上饰云纹(水波)，下腹饰直道纹。釉细，质坚致，底露胎，流残缺，底内凹袖青灰。

　　Ⅵ式：喇叭口，颈长，颈中部细，上腹饰复莲瓣纹，下饰直通纹，流缺，平底。

　　Ⅶ式：喇叭口，折腰矮足，有流，上下腹部皆饰以卷缠纹，近底处环有一道仰莲瓣纹，平底，色灰黄。

　　Ⅶ式：喇叭口、长颈，鼓腹，平底，上腹与下腹阳印波浪状缠枝纹，米釉，釉面光亮呈细冰裂纹。下腹和底部露胎，胎质松脆。  

　　Ⅸ式；口流均残，青白釉，鼓腹略呈圆状，平底，胎白质坚，上腹与下腹阳印波浪状缠枝纹，下腹和底露胎。釉面较厚，有些纹饰看不清。

　　Ⅹ式：口流均残，看不清原状。器物较大，釉呈深米黄色，有细冰裂纹，胎黄质坚，底略内凹，腹的上下部各有三道弦纹。

　　Ⅺ式：直颈鼓腹，有流和把、均残。底略内凹近似平底，胎灰、质坚，底露胎。颈内外有较明显的轮制痕迹。旋青绿铜。上下腹部阳印有叶状纹，但线条不甚明显。

　　Ⅺ式：高颈，喇叭口，内口沿有二道较明显深凹的弦纹，颈内外有两组较明显深凹的弦纹。鼓腹，上腹饰篾状纹，下腹饰阳印重叠仰莲瓣纹，瓣的中部有脉络，纹饰细致精巧。青白釉，釉色明亮，灰胎，质坚，平底露胎。

　　Ⅻ式：口流均残，看不清原状。鼓腹，平底，施釉青，釉光滑明亮，呈冰裂纹。胎灰，质坚，上下腹印重叠的仰复莲瓣纹，纹饰精致美观。

(三)

　　畅销在东南亚一带的“军持”，不仅在德化窑有大量生产，在晋江磁灶和江西景德镇窑也有生产，在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也有发现。德化窑生产的军持以其独特的风格不同于晋江磁灶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产品，德化窑的军持是属于瓷质的，质细胎坚，而磁灶窑是属于陶质的，在使用原料和烧成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德化窑军持的釉色以青白釉为主，而磁灶窑则以绿釉酱色釉为主，还有未施釉的产品；在造型上也有不同，如晋江磁灶窑的高长颈的军持，德化窑尚未发现；在纹饰上，德化的军持以阳印莲瓣纹和云气、水波纹为主，龙纹，缠枝纹和篾状纹较少，而磁灶窑的军持则以双龙纹、双龙抢珠纹为主。同是宋元时代的器物，其风格却迥然不同，可能是根据各地的原料、烧制技术和适应外销国家民族的习俗和爱好所决定的。

　　A、高12、口径6、底径5.5厘米。口稍外侈，边外折，颈短而粗，底平微凹，流附于扁腹之间，腹部周身印两条龙纹，腹下部有一道弦纹，底腹印有爪瓣纹。器表施绿釉，釉水光亮，这类器物在磁灶蜘蛛山出土不少。   

　　B、未施釉的军持，在磁灶窑出土。表面作灰色或淡黄色，器物的形制和表面所印的龙纹与图A军持完全相同，特别是腹下部模印的爪瓣纹更为相似。应是磁灶窑烧制的外销瓷。

　　C、绿釉高长颈军持，在磁灶窑出土。高18、口径5.8，底径7厘米。口沿边唇斜削，颈长，腹上部附一长流，平底。施绿釉，底腹无釉。   

　　D、酱色釉，高长颈军持，在磁灶窑出土。高16.5、口径5-6、底径7.1厘米。与绿釉长颈军持的形制相同，施酱色釉，底腹无釉。

　　E、在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军持为灰黑胎骨，表面似磨光，口沿部刻山形几何纹，肩部间有数道弦纹和不规则的刻纹。根据这件器物的造型特点与作风看，我们初步推定应是晋江磁灶窑所烧造的外销瓷。

(四)

　　“军持”是从印度的佛经中翻译过来的，梵语作“Knudika”，由于译音的关系，又作“君持”、“君墀”和“捃稚迦”，它是“水瓶”之意。是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辞海》军持条载：僧人游方时携带之，贮水以备饮用及净手等。“军持”的产生和应用与佛教的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公元399年，晋代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狮子国(今锡兰)。自海道经耶婆提(今爪哇)归国，在他译出戒律七部和叙述游历三十余国的行程见闻的《佛国记》一书中就提到“军持”，可见，军持被僧人应用已有悠久的历史。根据韩槐准的分析，当时，不但法显有携带军持，“凡船中搭客，或者每人至少很当携带一个，以为船主每日分配淡水之用，因水为长途航海者之生命线”，由此可见，远在公元四世纪的中国晋代，军持已在锡兰、爪哇等东南亚国家广泛地应用。它是古代印度输往南洋群岛的一项商品。

　　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即我国的晋隋至唐的初期)，印度的商人及佛教移植于南洋群岛及传播佛教者更盛，即史家称南洋群岛为印度化时代，使用军持者必然由之增多。大约六百年前的元明时期，“南洋土人自从信奉回教之后，对于传统习惯应用之军持，需要尤多，……除日常拜功(Sem bahyang)当备此类水壶为小净之用外，同时古代到天方朝觐。(Hajis Pityiiauage to Mecca)之最大重典时，亦当备此类水壶一个或数个，以为搭船时船主配给淡水之用，及到天方，依例行朝之觐礼，吻天手之玄石(Kiwing of the Blocke-tone)谒穆罕默德之陵墓后，至将归时，当以所携带之水壶，汲麦嘉阿必(Abbae)渗渗井之泉，回教徒对于此井之水，极为重视，据称可以驱邪治病，且可辟恶兽，止凶涛，马来人称为圣水((Ager To-lak Bola Holy Water)……归赠戚友，以备家用”。所以，军持一直被东南亚国家奉为珍品，一直延续到近代还有人在使用着。

　　宋元时代德化窑大量生产军持，正是东南亚国家佛教思想早已形成开始转向崇奉回教的转折时期，对军持需用量急增，同时也是泉州港对外贸易鼎盛，陶瓷大量外销，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活跃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古代商船，审察商情，及适应其需要，”选择驰名于世的德化窑“以瓷仿制马来人传统习惯所重视的军持式之水壶”也就成为历史之必然。从德化窑出土的军持纹饰莲瓣、盘龙(螭龙)、芭蕉、水波(云气)等等，可以明显看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烙印。

　　莲瓣是佛教常用的装饰。佛家语：莲华之台座即诸佛菩萨之座也。王勃《观佛迹寺》诗：“莲座神庄俨，松崖圣迹踪”。按华严经：“一切诸佛世界，悉见如来莲华宝师子之座”诸佛皆以莲华为座者，盖取莲华藏世界之义(诸佛皈身之净土，为宝莲华所成，故云莲华藏世界。)莲又与荷通称，“出污泥而不染”，带有清净高洁之意，用莲瓣作为军持净水瓶的纹饰，体现了人们心地的虔诚与纯真。巴东马来人搜集的“浮雕螭龙”和巴达维亚博物院蒐自望加锡附近之沙拉权岛“饰以浮雕螭龙，且盖绿色之釉，显然为中国古代输来之器，其造型风格在德化碗坪仑窑也有发现。“螭”为古代传说中没有角的龙，亦作为兽形的山神，韩愈奉和库部卢曹长元日朝回诗：“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龙昔以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象征，有兴云致雨的法力，水波(行云)之装饰与龙融洽一起，显示了“神”、“法”的权威。“芭”古时亦称香草，佛家所用之物，带有芭蕉(Masa basjoc)图案的纹饰，既反映了佛教法宝又具有亚热带特定的地方特色。“土人被回教所陶化后，或已忘怀先人所崇拜之印度教及佛教也”，因此，佛教的装饰一直延续下来，被回教徒所沿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军持的各种纹饰反映了宗教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结合，体现了美术工艺和实用的统一，表达了人们的意愿和精神寄托，显示了瓷工们的高度才智。它是中国陶瓷吸收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技艺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德化窑军持的外销，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精神和物质的财富，中外文化交流也进一步丰富了瓷器装饰艺术的宝库，促进了德化陶瓷艺术的发展。这一宝贵的经验对今后在发展中外贸易往来和中外文化交流上仍将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五)

　　李辉炳在《关于德化屈斗宫窑的我见》介绍了东爪哇、菲律宾出土的德化屈斗宫窑的外销军持，韩槐准在《军持》中也提到无论是巴东马来人(Orang padong)古陶瓷商和欧美人、日本人的蒐集、爪哇岛东部玛琅(Malang)的遗留、望加锡(Mangkasar)附近沙拉椰岛(Salager laland)马来半岛森美兰属桂拉比拉(Kaola pilah)的发现，或者巴城博物院、太平之霹雳博物院(Parak MuseumTaiping)、巴达维亚博物院都可以看到中国外销军持的遗物。但这些遗物都认为是属于明代或晚一些时期的产物。韩槐准还断言：“据我所知，我国仿制此种商品，始自明代，因至现在止，尚未发现宋代瓷仿制之军持也。”从德化宋元时代窑址和晋江磁灶窑出土的军持与以及泉州湾宋代海船上军持的发现与东南亚的遗物相对照，我们认为，我国仿制和销往东南亚国家的军持绝不是“始于明代”，而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开始畅销国外了。这一发现把我国军持外销的历史往上提前了六至七个世纪。东南亚一些国家保存与德化宋元时代出土的，造型和纹饰相似的军持、有一些也可能是属于同时代的遗物。至于明清时代，出现的釉下彩青花军持仍继续畅销国际市场，而在德化窑址尚没有发现这些“军持”，其他产品都仍继续生产，外销延续不断，孰何原因，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原载《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1辑)